用曹禺的创作理念弄戏-荆州花鼓戏《玉堂春》导演手记

作者:肖作伟

      曹禺先生曾多次强调:“戏是为观众写的。…写戏的人要时刻想着观众,想着观众是否爱看,如果我们写的戏观众不理解、不欣赏、不来看你的戏,那什么都完了。”

      传统戏《玉堂春》是一出反映封建时代妓女生活的名剧,是根据明朝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三言》和《今古奇观》都有记载。京剧梅、荀、尚、程四大名旦都相继上演过此剧,风格各异,异彩纷呈,且各派传人层出不穷。我偏爱荀派的《玉堂春》。我省汉剧、楚剧和荆州花鼓戏都上演过此剧。《玉堂春》是一出演员爱演、观众爱看的好戏。

      本着曹禺先生的创作精神,“把自己溶进创作思维之中,以致使自己长期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体悟、感奋、悲悯、积郁,催发种种天才的创作灵感。”

      根据曹禺的创作理念,这么多年来,凡我团移植的戏剧节目,导演绝不简单的采取“拿来主义”,而是按照荆州花鼓戏的艺术风格、演员的才艺,缜密的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将人物的面貌和心理特征加以深化。将人物的关系和矛盾重新组合,使之更加深刻、更加完善。这是我们移植导演必做的工作,相当于一次重新整理和改编。

      曹禺时常对着镜子,模仿剧中人的口吻念台词,一遍两遍甚至几十遍。凭着多年的舞台经验去发现剧中的毛病和艺术创作的灵感。

      虽然《玉堂春》是京剧的名剧,是荀派的“看家戏”,但从戏剧审美学的观点出发,还是有几处,是我难以接受的。其一,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在赴京赶考的途中,进入宜春院嫖娼,花光了上京赶考的盘缠,延误了考期沦为乞丐,实属贪花浪子、纨绔子弟、本性难改。其二,王八犯夜之后,玉春堂(即苏三)既然已经出藉从良,脱离风尘,双方还打了脚墨手印,她是怎么糊里糊涂的又回到了宜春院?苏三与沈彦林邂逅,并被老鸨卖给了沈彦林之后,她竟然心安理得的为沈彦林当了一年的小老婆。诸如此类的瑕疵,剧中还有几处。

      《玉春堂》原剧从嫖院到三堂会审一般分为上下两集、其中我认为与主题无关的情节繁多,显得冗长。本人查阅了多个版本,从故纸堆里,像考古一样先将本子复原,再舍劣取优、改头换面、润色更新、提高节奏后重新整理为一集。全剧共分为十场:《倚声寻琴》、《落魄街头》、《北楼盗银》、《王八犯夜》、《彦林抡亲》、《逼婚丧命》、《狼狈为奸》、《春风得意》、《苏三起解》、《三堂会审》。追求观赏性、合理性以及人性的完美。

      曹禺先生的剧作,都俱有完整而缜密的构思,人物、语言以及不少情节都是从生活中吸取、提炼而成,创造性的吸取了西方戏剧几千年的精华,再通过自己大量的生活印象、思想感受,经过艺术想象重新组合,孕育出崭新的人物和情节。

      我对《玉堂春》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整理和修改:

      舍去了王金龙嫖院;赵监生和春锦有染;拜狱神;剔除了神龛下苟合等大量无关主题的低俗迷信的场面和“翻皮袄”似的唱段,把戏从三百分钟压缩到一百六十分钟,且保持整出戏紧骤、顺畅、完整。要升华人物形象,须从苏三的身世着手,她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妓女,而是“自幼儿被歹徒卖入娼门”的雏妓。(原剧为:“心中只把爹娘恨,他不该将奴卖入娼门。)作为雏妓的苏三只学艺还未卖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青年演员阮廉子,演过京剧荀派的《游龙戏凤》,不但歌唱得好,还弹得一手好古筝。我看好由她来主演苏三一角,并将原剧的“吃花酒打茶围”改成苏三弹琴抒怀,由廉子现场自弹自唱,正是这压抑、愤懑、悲悯、忧伤的琴声才引出了其后的故事。

      王金龙在原剧中只是一个嫖客,改邪归正毫无依据。妓女爱上嫖客虽然自古有之,但俗不可取。要给观众以美的感受,就必须要对王金龙的灵魂予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排练场上,我没有刻意渲染妓院特有的气氛,而是让苏三凄婉哀怨的琴声引来了进京赶考的王金龙。苏三言道:“公子贵足所到之处,乃是烟花柳巷、青楼酒馆,莫非是寻花问柳来了?”王金龙答曰:“哎呀小姐真乃折煞我了!昨日行至大街,有一股天籁之音,如行云流水在空中迥荡,真乃是汉宫秋月花似锦,古筝悠幽引故人。听得我如痴如醉,飘飘如仙。三姐你弹筝抚琴,琴瑟和鸣,小生我闻声移步,寻觅知音。在这不知不觉之中,就误入了这宜春院……”就这么一动,不但合情合理地展示了演员的才艺,而且自然而然的将一个不顾功名前程的嫖客,改成了倚声寻人、追求知音的雅士。一个是十年寒窗的莘莘学子,一个是误入娼门情窦初开的雏妓。两个年青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吟诗作画、弹琴赋歌,自然会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后来,鸨儿见到了王金龙的巨额银票,故意将二人反锁在房内,才促成了他们情感的升华,这样一改,他们的爱情就有了其础,他们的结合才不至于落入妓女和嫖客的俗套,反而增添了许多艺术的美感与情趣。

      原剧中苏三为了资助王金龙上京赶考,赠给王金龙大量的金银,但这些财物从何而来?剧本没作交待。一个还未开怀的雏妓,是哪来的这么多银两?让人联想无非是卖身所得。在这里我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苏三“盗银”的场面。让苏三将王八鸨儿的金银器皿,古董玩器赠送给王金龙。既然是王八鸨儿骗取了王金龙的金银,苏三就有道理“盗取”这些财物还给王金龙,这叫做“物归原主”,也叫做“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原剧王金龙走后,苏三又被鸨儿卖给了沈彦林。苏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心安理得的为沈彦林做了一年的小老婆。尽管最终又和王金龙团了圆,但这个情节的本身就亵渎了纯洁的爱情,刺伤了观众的心,常常让人象是吞下了苍蝇一样的倒胃。我把这里改成苏三从良之后,像一只自由的蝴蝶,只身前往关帝庙(以前和王金龙幽会的老地方)烧香还愿,祈求心中恋人王金龙金榜题名,荣归故里。在这里设计了一组戏剧舞蹈身段,手绢技巧,且歌且舞,一改过去纯青衣的模式,让跳出牢笼后的苏三自由飞翔,彰显青春的魅力,憧憬幸福的明天。不料中途邂逅盐商巨贾沈彦林,贪其美色将苏三抢回家去,关进柴房,软硬兼施,强逼作妾。苏三坚贞不屈,以死相拼。后来大娘皮氏伙同奸夫赵汉生暗中下毒想害死玉堂春,谁知阴差阳错毒死了沈彦林,闹出一桩人命大案来。其它的情节,采取层层开掘,深入细致地反映了苏三守身如玉、忠贞不逾的崇高品德,凸显了一个“妓女”胜似常人的纯洁而完美的爱情,“从一个‘卑贱者’的身上发现了美的灵魂。”

      曹禺先生善于采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人物的面貌、心理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描绘得栩栩如生。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深入细致的刻画人物,并且善于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同舞台艺术水乳交融地揉合在一起,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

      遵循先生的创作精神,我在修改剧本时,将概念化、行当化的人物注入灵魂,根据特定环境深入浅出地刻画人物,使之成为人性化的、有血有肉的人。

      如原剧中的赵监生是一个国子监的学生,我把赵监生改成了赵汉生,将一个学生改成了郎中。这样一改好处有三。其一,以郎中出诊的名义,经常进出皮氏之家,为他们的苟合开了方便之门。其二,他和皮氏合谋药杀玉堂春的砒霜(中药)可以信手拈来,而且诬陷苏三是找他买的毒药害死了沈彦林,充当了令人深信的伪证,使苏三有口难辩。其三,有痔疾的洪桐县令汪苟山请坐堂郎中赵汉生看病,很自然的将一个县官与犯人的人物关系蒙上了医生与病人关系的外衣,为赵汉生贿赂洪桐县营造了良好的时机。赵汉生第一次出场的站引为:“坐堂问诊把医行,财源滚滚送进门,人人都愿身体好,我愿人人病缠身!”区区四句话,就把一个心地歹毒的坐堂郎中勾画得入木三分。

      洪桐知县汪苟山的第一次出场,我让他背向观众退步上场,配合“小锁锤”的击乐节奏扭腰提臀、步履艰难,他不坐公堂上的太师椅,而吊坐在一条长凳上,观众一看便知,此人一定是臀部某个部位有毛病。汪苟山的定场诗为:“痔疮像个怪,屁眼像榨菜,坐到像生伢,站到像元帅。”寥寥数语便将此人的面貌、心理特征、生理病态都刻画出来了。人物语言脍灸人口,剧场效果强烈轰动。丑行在戏曲艺术中不可或缺。俗话说:“无丑不成戏。”但在一出戏中丑角多了那就乱了套,把一出悲剧或者正剧演成了一出闹剧,那就非改不可。

      原剧中除了王金龙、苏三、刘秉义、潘必正以外,包括苏槐、鸨儿、崇公道、金小哥、皮氏、赵监生、洪桐县、沈彦林、禁子、禁婆、班头、打手等等,几乎是一台丑角。于是这个戏的行当搭配就有了问题。比如皮氏不爱自己的丈夫沈彦林,而爱上了赵监生,都是丑行有什么区别?因此,我将赵监生改成了一个有文化、有计谋、有医术,能说会道诡计多端的郎中赵汉生。将大大咧咧、傻傻乎乎的沈彦林改成了财大气粗、野蛮粗俗的盐商大老板。这样,赵汉生和沈彦林才有了本质的区别,皮氏和赵汉生狼狈为奸才能使人信服。

      京剧《三堂会审》后还有《深夜探监》、《大团圆》共为三场戏。在这里,我用了曹禺的“突转和发现的开掘法”和“寓浓于淡式的开掘法”。将三场戏浓缩为“一场干”。首先,在三堂会审上,我让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关系的相互影响,推动剧情的发展,让玉堂春以大段唱腔的形式说出心声,用她的忠诚和善良征服在场的官员和所有的观众;用校卫手中的大红灯笼“划”出时间并增加团圆喜庆的色彩;用众校卫龙套的“一品墙”的艺术手段隔划成空间,加上灯光的配合和音响的渲染,让全场观众明白了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更替,剧中人心理的变化和剧情的发展

      1984年元月,曹禺先生在家中接见我团《家庭公案》主创人员时(笔者为原《家庭公案》的导演)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你们要培养学员,要不断的预备后备军。一个艺术家,不能岁数太大了才出名,出人才的最佳年龄在二十多岁,这很重要,很重要!”

      前些年,我们剧院培养了一批从事荆州花鼓戏专业的大学生。这批大学生演员回团后排演了几台戏,为了提高他们的艺术素质和舞台经验,这次排演《玉堂春》,我们还是全部启用了这批青年演员。这出戏排成后,已经演出了许多场,观众和行内反映还不错,虽然表演和唱腔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这是他们艺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课。

      曹禺先生自己也看自己的戏,看了一遍又一遍,他要求导演应有敏锐的艺术家的鉴赏力去审视,评判每一场演出,观察观众的反映,用一把高标准的“尺子”,去评判每一场戏和每一个演员,要求演员每一场戏都能演得有进步!

      让我们用曹禺的这把高标准的尺子,去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去占领荆州花鼓戏的舞台中心。